西南联大，是中国教育史上令人难忘的一页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北平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和天津私立南开大学合并，在长沙建临时大学。一学期后，学校迁昆明，始称国立联合大学。九年中，西南联大在极艰苦的条件下，弦歌不辍，为祖国培养了众多国内外知名学者，其精神可歌，其业绩可叹！1941－1945年8月的西南联大正是其教学科研成就最丰硕的时期。
西南联大从长沙临时大学时起，先后几次校分两地。1941年叙永分校撤消，全校作为一个整体才告安顿。以后虽然还曾有过日军窥伺滇西南，日军直驱入桂黔的紧急军事战况，但联大均以岿然不动的态度以应之，校内教学如常，有序不紊。
1941年－1945年8月，这是西南联大教学科研成就最为突出的时期。
西南联大集中了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所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。文科的教授，大多数都是中西兼通的学者。专长外国语言文学、哲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的名教授，无不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以及对本国国情较深入的了解。擅长中国文史哲方面研究的名教授，有的将外国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运用来处理中国传统的学科，已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如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的研究，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等。有的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如朱自清，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陶渊明的研究，受到人们的尊重。联大几位中文系和历史系的教授，虽未曾出国留学，但其学术造诣很深。如罗常培不仅是中国音韵学专家，对国外研究中国学的状况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。在理工科方面，联大的几位年纪稍长的教授，称得上是中国近代若干基础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开创者、奠基人，如饶毓泰、吴有训、叶企孙、黄子卿、孙云铸、袁复礼、吴大猷、施嘉炀、李辑祥、顾毓王秀等。而一些在抗日战争前后回国的年轻教授，如华罗庚、陈省身、王竹溪等，学术造诣较高，了解国外学术发展的情况，因而使联大的教学能接近国际水平。
早期西南联大的学生，原是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的肄业生，学生素质较高。1938年后，由于报考联大的人数较多，且多属高分段学生，因而学生质量在全国范围内仍位列前茅。联大的学术水平高，又具有民主和宽松的环境。所以尽管战时交通十分困难，家庭经济情况困窘，都阻挡不住青年学生对联大的向往。有人宁可舍弃在其他大学的学历重新报考，成为联大的新生。联大每年都招收转学生，其中不少也是由于仰慕联大的学术水平而来。转学生为文、理、法商、工各科都带来不少人才，如国际知名学者邹谠、李政道，好几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（学部委员），朱光亚、萧健、李荫远、何炳林、杨起、张滂、高鼎三和龙驭球等都是转学生。
联大所以能培养出众多人才，与联大的教育思想、教学制度、学风和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。
1．联大充分继承和发扬了三校的学术民主精神，特别是兼容并包的精神。这对于文法科尤为重要。
联大汇集三校学者专家于一堂，由于联大充分发扬了学术民主，使联大成为勇于自由探讨学术的论坛，不同学术主张的专家均无向隅的寂寞。这不仅调动了教授任课的积极性，而且也使学生大开眼界，有利于培养思辨能力。如中文系开设的中国文学专著选读从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楚辞》，直到若干家唐诗共25种；有的专著有两位教授先后或同时讲授，风格各异。再如外文系开设有国别文学史和断代文学史11种；各种类型的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散文12种；作家和作品研究12种。当然，文法科学生视野开阔的培养，还由于有课余若干专题讲座或社团活动作为补充。
2．联大严格要求、重视实际的学风，集中表现在重视基础训练方面。
联大对基础课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，设有一年级生课业指导委员会。一年级结束时，有些系规定，某一两门基础课，成绩达不到某个标准（70分或65分不等）不能进入该系二年级。联大规定，所有课程不及格不能补考，必须重修。学校对基础课教学力量的配备也十分重视。一、二年级的基础课程，即使是大一国文、大一英文等班次较多的课程，也有知名教授参加任课。联大有些教授教学上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，如吴达元的法文就非常严厉认真。理、工科，特别是工科，课程负担重，每周都有考试，甚至星期天也有考试，暑假也安排课程。考试评分极为严格，不及格率很高。如电机系的电工原理就很难及格。因此能顺利地完成低年级的基础课程随班升级，不是很容易的。理、工学院除了理论方面要求严格，动手能力对同学要求也很高。如化学系的定量分析试验，实验数据达不到一定精度，教师拒绝签字，必须连夜重作。工学院的工程画和金工实习等，对学生的作业也有严格要求，使学生受到严格的基础训练。文、法学院训练方式不同，大量的参考书，无止境的探索与追求，要想学得出色，非下苦功夫不可。联大各系科的专业范围比较宽阔，基础方面又有一系列的严格要求，使学生受到扎实的科学训练，应变能力强，有利于以后进一步的发展，经过进一步的学习，可以创新，可以开展边缘学科、新学科的研究，有较宽阔的发展前途。有的联大工学院毕业的学生，后来能领导大型项目的总体设计规划，这与他们扎实严格的基础训练与开阔的思路就有很大的关系。
3．联大教师教学、科研并重，学术造诣深，而且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，因而教学质量是高水平的，这是联大能培养出优秀人才的重要因素。
联大许多名教授，如周培源、吴大猷等，因空袭移居郊区，远离学校数十里，为了同学学习效果好，从不采取连续数小时集中讲授方式，一门3学分课程必按每周三次来校授课，不辞数小时辛苦跋涉，并视为当然。这种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，深受同学的敬重。
联大教授授课风格各异，但一般都反对照本宣科，而重视讲授自己研究所长。例如外文系的吴宓教授，他所讲授的最精彩的课程是欧洲文学史、文学与人生、英国浪漫诗。讲课时，他自己完全融入于作品之中，他的课极富感染力。他备课极为认真，每讲授一次欧洲文学史，总要尽力重读他已十分熟悉的从荷马史诗，直到莎士比亚、塞万提斯的原著。这类课程对于学生富于启发性，他恐怕是较早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进行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。
4．联大校系领导，重视教学实验、实习，对保证理工科学生的学术水平起了很大作用。
联大刚搬到昆明时，理工科的仪器设备不多。但校方集中财力，尽量通过各种渠道，从上海、香港以至国外购置必需的仪器设备。再加以教员自己动手制造设备，各系都开出一系列的实验课程。如物理系从一年级到四年级，每年都有实验课，每周一次实验，在战时实为难得。工学院在困难的条件下，材料试验设备齐全，木工、金工、锻工、铸工实习从一年级就开始。各系情况不同，化学系的条件就较困难，一般来说，理工科的教学设备，在战时的大学中，能具备这种设备条件的也是不多的。
此外，恢复拓收研究生制度促进了联大对人才的培养。
1939年，三校恢复研究院开始招收研究生，以后各系开出一系列研究生课程。由于从1938－1941年，从国外陆续回来一批年轻教授，他们了解国际科学前沿的最新信息；年长一些的教授也在探索新方向，因而他们所授研究生课程直接反映了国外最新的科学成就，把联大教学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如黄昆说，他到英国留学时，由于曾在联大随吴大猷开展量子力学的理论研究工作，因此和一般英国研究生相比，“在量子力学基础上具有明显的优势”。研究生课，年轻助教和高年级学生都可以来旁听，因而也普遍地提高了他们的学术水平。研究生的招收增加了科学研究的力量。有的研究生论文，发表在国外的著名杂志上。
在1939－1946年期间的研究生中，不少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学术带头人。例如，清华文科研究所有王木式、李赋宁、王逊、周珏良、季镇淮、王浩、王瑶、丁名楠等；清华理科研究所有杨振宁和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（学部委员）的钱伟长、王伏雄、陆宝麟、吴征镒、应崇福、郝诒纯、涂光炽和工科研究所的林为干。北大理科研究所研究生后来被评选为学部委员的有：黄昆、萧伦、董申葆、韩德馨、杨起等。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条件在战争环境下，应该说是相当优越的。除了北大教授担任导师外，还聘请了兼任导师，李方桂、丁树声、董作宾、陈寅恪，并有研究助教邓广铭担任辅导。所内培养了不少知名学者：逯钦立、阴法鲁、周法高、汪衔?、阎文儒、杨志玖、任继愈、王玉哲、李埏、王永兴、程溯洛、王利器、方龄贵、汪子嵩等。南开大学由于经费问题仅恢复了化学部和经济部，研究生后来成为知名学者的有，陶大镛、陈志让（加拿大国家院士）、何炳林等。
自1941年以后，特别是到了1944年、1945年，昆明的物价在西南后方主要城市中是仅次于居首位的贵阳。昆明市所谓公米是有价无米。到1942－1943年，据报载，昆明物价自抗战以来涨了300倍，而联大教职员薪金只增加了5倍。陈寅恪在形容当时昆明及后方通货膨胀、货币贬值的程度时，曾有两首诗，相当形象：“淮南米价惊心问，中统钱钞入手空”；“日食万钱难下箸，月支双俸尚忧贫。”他的目疾难愈，营养不良也是原因之一。陈寅恪是少数部聘教授之一，又有中央研究院的兼职，尚复如此，一般教授，其生活困难就可想而知了。
为了补贴家用，有的教师只好把从平津仓促出逃时，带出的书籍、衣物廉价出售。吴晗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让给云大图书馆。不久，大家已无衣物可卖，正像生物系教授沈嘉瑞所说的：现在只剩下几个空箱子可卖了！教师生活的困窘，可以从闻一多1944年公开挂牌治印后写的信中略窥一二：“弟之经济状况，更不堪问。两年前，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。乃开始在中学兼课，犹复不敷。经友人怂恿，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。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。”以闻一多的才艺、名望，加上他治印有梅贻琦、蒋梦麟等十几位著名教授联名推荐，故能以“绝艺”稍解困境，更多的教员只能默默地到其他高校或中学去兼课，去教家馆等等。
物价恶性上涨，但学生的贷金，跟不上物价，伙食质量不断下降。至于购置学习用书，对于一般同学就相当困难了。特别是理、工学院的同学，原版书当然买不起也买不到；即或是上海龙门书店的翻版书，许多同学也买不起，只能依赖老同学出让旧书。旧书辗转相让，就成为同学期末必办的大事。昆明四季如春，联大师生在衣着方面的负担较小。大体上，师生都是维持一两件可穿得出去的衣服而已，同学间无论男女，遇有重要场合，便东拼西凑。好在大家的风格都很高，常不分彼此。
为了帮助同学解决生活困难，图书馆和不少系科安排一些有偿劳动，如看管图书、整理资料等。工学院土木系教授李庆海，帮助同学成立清华服务社，为美军测量绘图等。北平图书馆主持的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（联大参加合作），需要人剪贴报纸，抄写资料等；云南图书馆在编地方志需要抄录抄本；云南省民政厅需要有人刻蜡版。各种需要临时性工作的地方，都可能有联大学生去做工读。有人估计，联大至少有一半以上学生都做过各式各样的兼职，教中学、教家馆是最普通的了。联大学生，许多原来就是流亡青年，胸怀国破家亡之痛，辗转流离追求进入大学的机会，因此在学习期间很自然地就到社会上寻求各种兼职工作，以自己的劳动补足自己的求学费用，这些经历也促成了这一代青年的成长。
1945年8月，抗日战争胜利结束，联大校史转入新的一页。
（摘自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——1937至1946年的北大、清华、南开》，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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